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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趋势及其影响

作者:肖宇  时间:2020-11-23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

【内容提要】:拉美国家近年来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极化的趋势。本文分析了2012—2019年间“美洲晴雨表”中18个拉美国家的数据,发现自2014年以来,持极端意识形态的民众尤其是持极左观点的民众比重出现了显著上升,这主要是受到经济发展形势和各国执政党意识形态两个因素的交互影响。宏观上,以极左民众比重上升为特征的极化趋势主要是受到整个区域经济持续低迷和右翼政府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上,本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其所在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其极化方向。在右翼执政的国家,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越负面,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高,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低;在左翼执政的国家,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越负面,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低,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高。最后,本文讨论了民众意识形态极化对拉美国家政局稳定的影响。本文发现,拉美极端民众尤其是极左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显著高于温和民众。这意味着一国的极端民众比重越高,其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概率越高。

【关键词】:意识形态; 极化; 政治动荡; 拉美民众; 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一些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拉美国家受到了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政局不稳的风险。自2019年,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拉美多国爆发,个别国家甚至出现了执政危机。2019年1月,委内瑞拉国会议长瓜伊多自行宣布出任“临时总统”,与总统马杜罗争夺政权;9月,秘鲁总统比斯卡拉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国会选举,遭国会抵抗;10月和11月,厄瓜多尔、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相继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不仅街头暴力频频发生,政局走向也波诡云谲;最令人意外的是,长期执政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抗议潮中被迫辞职,流亡国外。是什么导致了整个拉美地区大范围的政局动荡?为什么各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本文提出,拉美国家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拉美民众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极化的现象。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极化的概念以及文中所用到的“美洲晴雨表”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阐述2012—2019年间拉美民众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文章第二部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近年来拉美经济发展形势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对于整个区域政治稳定的影响,并发现持极端观点尤其是持极左观点的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持温和观点的民众,证实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确实会诱发政治不稳定。最后,第四部分总结全篇,指出拉美短期内政局动荡的风险依旧较高。

一 拉美民众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

极化强调的是两种相互冲突的极端观点或极端倾向并存的现象。广义上讲,政治极化既可以用来形容极端思想并存的状态,也可以指极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动态过程。从对象上看,极化既可以用来描述像国会议员这样的政治精英阶层,也可以用来描述普通民众。本文研究的是拉美民众层面的极化过程,即在意识形态谱系上,温和民众向极端方向发展的动态趋势。

目前,关于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媒体讨论较多,但学术研究极少。如梅森·莫斯利在2015年美洲晴雨表发表的一篇报告中评论道,2008—2014年间阿根廷民众对总统的态度发生了极化。民众中认为总统表现“非常好”和“非常差”的比重从6%增长到了20%。莫斯利认为,民众态度极化的主要原因是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总统在2007年上任后采取了不妥协的强硬政治立场,既收获了虔诚的支持者,同样也招来了激烈的反对者。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现象不只存在于阿根廷,拉美区域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极化趋势。下面基于美洲晴雨表的数据对拉美国家民众的极化趋势进行论述。

(一)关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数据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均来自美洲晴雨表。美洲晴雨表是美国范德堡大学“拉丁美洲民意调查项目”(LAPOP)(以下简称“拉美民调项目”)组织的问卷调查,主要关注拉美地区民众的民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行为。它目前涵盖了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拉美民调项目从2004年起,约每两年对美洲的主要国家展开一轮调查。参与调查的国家数量由2004年的11个增加到最多时候的34个。美洲晴雨表的最大优势是其较为统一的问卷设计,方便研究者进行跨国家、跨时段的横向与纵向比较。

为分析拉美民众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本文选取了美洲晴雨表最近四轮的调查数据,其时间跨度为2012—2019年。四轮调查全部参与的国家包括以下18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其中,每个国家的样本数大约为1500个,样本总数为115196个。

这四轮调查均包括同样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给受访者出示一张卡片(如图1所示),卡片上从左至右排列着从1到10这十个数字,分别代表着从“左”至“右”不同的政治倾向。调查者询问受访者:“当前人们谈论政治倾向时,很多人会说他们更支持左翼或右翼。根据您所理解的‘左’和‘右’的含义以及您自己的政治倾向,您认为自己处于这个刻度的什么位置?请选择最接近您立场的数字。”本文将回答为1和2的民众归为“极端左派”,回答为9和10的民众归为“极端右派”,两者统归为“极端派”,而将回答为3—8的民众归为“温和派”。基于这个归类,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极端派和温和派民众的比重变化来分析拉美民众的极化趋势。

(二)民众意识形态在2012—2019年间的极化趋势

图2展示了2012—2019年间拉美民众意识形态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此前莫斯利观察到的阿根廷民众的极化现象并非个例,整个区域总体呈现了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趋势。在参与调查的18个国家里,实线所代表的极端派占比由2012年的31%上升至2018—2019年的34.2%,增幅为3.2个百分点。相应地,虚线所代表的温和派比重则从69%下降至65.8%。极端民众比重的上升和温和民众比重的下降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在极端派里,极左和极右的增长幅度并不相同。图3对比了2012—2019年这8年中极左和极右民众比重的变化趋势。其中,极左民众的比重升幅明显,尤其是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实线所代表的极左民众比重在2012年和2014年维持在14.4%左右的水平,但到2016—2017年时激增至18%,增长了3.6个百分点,到2018—2019年时稍有回落,降至17.3%。然而,极右民众的比重则变化不大,始终在17%上下浮动,从2012年的16.6%到2018—2019年的17%,只有0.4个百分点的增幅。这8年中,极左民众的涨幅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极右民众的涨幅在统计上不显著。

综上,在区域层面上,拉美呈现出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趋势,这一极化过程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左”“右”不平衡,左翼民众极化现象更为突出;第二,极化时间主要发生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极左民众的比重在这段时间内增长3.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图2和图3是基于18个拉美国家的整合性分析。拉美不同国家的极化趋势有所不同,下文将按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分类讨论。

二 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

关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成因的系统研究非常少,而且主要是研究美国民众的极化。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的政见是否发生了极化。巴尔达萨里和格尔曼发现,虽然普通民众的政见未出现极化,但在政党支持者中则出现了极化。针对这一现象,巴尔达萨里和格尔曼的解释是政党选民的重组导致了极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民众的意识形态本身没有发生变化,但有越来越多持自由观点的民众支持民主党,越来越多持保守观点的民众支持共和党。这使得选民对两党的认同变得互相排斥,使两党间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并因此形成了极化的结果。

与政党选民重组理论不同,乌拉和埃利斯认为是政府的宏观政策诱发了美国两党选民的极化。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所持意识形态不同,相同的宏观政策会诱发选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不同的变化,并因此造成极化的结果。通过对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他们发现,虽然联邦政府增加支出会使得两党选民的意识形态都更趋于保守(即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但共和党选民的反应较民主党选民更为强烈,导致两党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扩大并产生极化现象。

本文认为,拉美近期出现的极化现象更符合乌拉和埃利斯的理论预期,即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确实发生了极端化,其诱因主要是宏观政治经济形势。然而,与乌拉和埃利斯的理论不同,本文提出,除了宏观经济形势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影响着民众的极化进程。在经济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民众会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的好坏以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新其个人对经济政策的观念乃至其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宏观层面上,近年来拉美民众向左极化的趋势与区域内多国经济走势低迷以及右翼政府执政有密切的关系。在微观尺度上,当民众认为经济发展良好时,会更相信执政党的政策纲领,并因此倾向于支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但当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时,民众则会质疑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并因此反对其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在右翼政权下,民众对经济的评价越负面,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高,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低;相应地,在左翼政权下,民众对经济的评价越负面,其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高,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低。下面的讨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检验经济发展态势和执政党意识形态对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影响。

(一)右翼政府执政和区域经济下行导致民众向左极化

20世纪末拉美左翼力量崛起,在多个国家上台执政。但从2014年起,拉美政坛纷纷出现了“左退右进”的现象。在阿根廷,右翼政治家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5年战胜了左翼正义党候选人,结束了左翼自2001年开始的统治。2016年,巴西左翼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因行政不当被弹劾,来自右翼的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接任临时总统。在秘鲁,左翼总统奥良塔·乌马拉在2016年卸任,持右翼理念的库琴斯基获得了大选胜利继任总统。

右翼总统上台后着力推进自由市场改革以吸引外资,并一反此前左翼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了对社会的公共支出。例如,在阿根廷,2016年马克里刚上任就开始推出经济调整政策,包括减少对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的补助,取消外汇管控。为缩减财政赤字,马克里在2017年推出了备受争议的养老金体制改革,延长退休年龄。巴西特梅尔的中右翼政府与阿根廷相似,也是积极调整经济政策。2017年,特梅尔推出了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削弱了工会的权力,使企业能更灵活地雇佣兼职员工和使用短期合同,旨在使巴西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这个法案在巴西极受争议。虽然企业界非常欢迎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巴西的工会则反对,称这个改革将削弱就业保障。

尽管右翼政府努力进行经济改革,自2013年开始的拉美经济下行直到2016—2017年并没有出现复苏迹象。失业率在这几年中始终居高不下。巴西的失业率在2014年已高达6.5%,到2016年更是激增至12%。尽管2017年巴西实行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其失业率仍高达11.8%。阿根廷的失业率走势与巴西相似,据经济学家情报社(EIU)估算,阿根廷的失业率在2015年为6.5%,到2016年增至8.5%,2017年情况也没有发生好转,失业率依旧高达8.4%。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人民的生活本就备受压力。右翼政府的紧缩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经济危机给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致使民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向左极化的现象。在本文分析的18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在2012—2019年间经历了“左退右进”,它们分别是巴拉圭(2013年)、阿根廷(2015年)、巴西(2016年)、牙买加(2016年)和秘鲁(2016年)。图4显示了这5国民众的意识形态极化趋势。

图4中实线所代表的“左退右进”国家极左民众比重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出现了大幅增长,从10.9%增至17.5%,增长了6.6个百分点,比整个区域的增幅(3.6个百分点)高出3个百分点。极左民众比重虽在2018—2019年有所回落,但依旧高达16.2%,比2014年仍高出5.3个百分点。与极左势力相比,极右势力的变化幅度较小,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由2012年的15.4%增至2018—2019年的18.1%,共增长了2.6个百分点。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涨幅都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左右势力都出现了极化现象。这5个国家里,持极端观点的民众占比从2012年的25.6%增至2018—2019年的34.3%。

不仅“左退右进”的国家中出现了极左势力增长的现象,在右翼政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极左民众比重也呈现相似的增长态势。样本里的18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可以被归为右翼长期执政,它们分别是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这6国的民众极化趋势如图 5所示。

在右翼长期执政国家,极左民众比重在2012—2014年间变化幅度较小,从13.8%降到12.2%,降幅在0.05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但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极左民众比重增至18.3%,增长了6.1个百分点,其增幅与“左退右进”国家中极左民众的同期增幅相差无几。在2018—2019年间极左民众在这些右翼长期执政国家中的比重也有所回落,但降幅较小,只有1个百分点且在0.05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在2012年至2018—2019年间,极右势力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其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20.2%),但到2018—2019年则回落至2012年的水平(约16%)。右翼长期执政的国家中,极右势力没有显著变化,但极左势力自2014年则开始突增,反映了右翼政府的紧缩政策与下行的经济形势对民众向左极化的影响。

在左翼长期执政的国家中,极左和极右民众的比重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18个样本国家里有6国在问卷调查期间一直是左翼政党执政,包括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乌拉圭。图6展示了这6国中极左和极右民众比重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极左民众在2012年占比约为18.9%,到2018—2019年其比重约为18.7%,只下降了0.2个百分点且在0.05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同样地,极右民众的比重在2012年为19.1%,在2018—2019年占比约为18.2%,仅下降了0.9个百分点,而且也在0.05的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表明,区域经济下行并未导致这些国家的左翼民众采取更极端的观点,并从反面印证了右翼政府对于左翼民众极化所产生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2012—2019年间左翼执政国家内部并未出现极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极化程度不高。这些国家在2012年时极化程度已经非常高(极端民众的比重约为38%),而此后8年中其民众极化程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18—2019年调查时其极端派比重依旧高达36.9%,比整个区域的平均水平(34.2%)高出2.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左翼长期执政国家的极化程度是高于右翼执政国家的。

针对民众意识形态极化趋势的宏观分析显示,近年来拉美民众的极化现象,尤其是左翼民众的极化,主要发生于右翼政党执政国家。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右翼政府的政策诱发了左翼民众的反弹,使得更多民众采取了极左的意识形态。

(二)经济因素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民众持极端观点影响的微观分析

1.关于民众持极端观点原因的两个假说

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经济发展形势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共同影响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进程。在微观尺度上,当民众感受到经济走势向好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支持执政党的纲领与意识形态;但当民众感受到经济下行压力时,他们则会质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甚至采取极端的反执政党意识形态。在左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的正面评价会导致其向左极化,对经济的负面评价会导致其向右极化。而在右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的正面评价会导致其向右极化,对经济的负面评价会导致其向左极化。表1总结了在不同政权里,民众对经济走势的评价对其持极端观点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1:在右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增加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而在左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降低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

假说2:在右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降低其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而在左翼政权中,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增加其持极右观点的概率。

另外,其他学者在对美国民众的研究中发现,民众是否认同某一政党也会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极化程度,政党支持者们持极端观点的概率要高于其他民众。因此,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也包括了民众的政党认同这一控制变量。此外,受访者的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如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为城市人口,在政治行为的回归分析中也常被作为控制变量,因此也被纳入到本文的模型中。

2.假说1和假说2的变量测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假说1和假说2的因变量分别是民众是否持极左或极右观点,其测量是基于美洲晴雨表中的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具体见前文)。假说1中“是否持极左观点”是一个虚拟变量,当民众持极左观点时,其值取1,当民众持温和观点或极右观点时,其值取0。同样地,假说2中的“是否持极右观点”也是一个虚拟变量,当民众持极右观点时,其值取1,持温和或极左观点时,其值取0。

假说1 和假说2推断,有两个因素共同决定民众是否持极左或极右观点,它们分别是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以及其所在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针对经济状况的评价,美洲晴雨表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问题询问民众对于国家经济形势的判断,“您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相较于一年前是变得更好了?没有变化?还是变得更差了?”另一个问题询问民众对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判断,“您认为您现在的经济状况相较于一年前是变得更好了?没有变化?还是变得更差了?”本文使用民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量化其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在此后的讨论中笔者将这两个变量分别简称为“国家经济形势评价”与“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当民众的回答为“更好”时,这两个变量的取值为-1;当民众回答为“没有变化”时,它们取值为0;当民众回答为“更差”时,它们取值为1。

这两个自变量的测量均为主观评价。一般而言,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有可能会出现虚假关联,即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受访者的某种个体特质导致的,而非自变量与因变量本身的因果关联。首先,本文的微观分析所关注的理论重点是个体不同的主观判断对于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采用民众对经济的主观评价是本文的理论关切。理想的情况是,如果有关于个体的面板数据,则可以通过控制个人的固定效应来消除可能存在的个体特质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同时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这样的面板数据。尽管如此,本文认为民众对自身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价受客观环境影响较大。当客观上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例如,社会上失业率升高(或降低)或个体出现失业(或收入增加)时,民众主观上也会改变其对经济状况的评价。这类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的自变量会“‘挤压’潜在个体心理特质的作用”,并因此减弱混淆偏误。综合上述原因,本文采用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作为自变量。

针对民众所在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笔者根据民众在做问卷调查时其所在国的执政党信息进行量化。当执政党属于右翼政党时,其值取1;当执政党属于左翼政党时,其值取0。假说1和假说2都预期,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对其持何种极端观点的影响是依赖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为检验自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统计分析中加入了两个经济状况评价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连乘项。

针对民众的政党认同,美洲晴雨表中包含问题“目前,您是否认同某个政党?”当民众做出肯定回答时,变量取值为1;当民众做出否定回答时,其值取0。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为城市人口。受访者如果是女性,性别变量取值为1,如果是男性,变量取值为0。受教育程度用受访者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来测量,其取值在0到18之间,数值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18代表受教育18年或以上。如果受访者是城市人口,人口变量取值为1,如果是农村人口,变量取值为0。最后,统计模型中也通过包含20个虚拟变量(3个受访年份和17个受访者所在国家的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受访年份和所在国家对民众持极端观点的影响。

表2包含了为检验假说1和假说2所用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各变量的观察值个数为92817个。对于像“是否持极左观点”这样的虚拟变量而言,其平均值即代表着持极左观点的民众的比重。在这个样本中,有16%的人持极左观点,16.8%的人持极右观点,47.1%的人所在国是右翼政党执政,31.7%的人认同某个政党,64.5%的受访者为女性,72%的受访者居住在城市,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是9.79年。对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平均值为0.341。因为1代表着国家经济形势比一年前变得更糟,-1代表着经济形势变好,所以0.341意味着有更多的民众认为国家经济状况变糟了,这与这些年来拉美经济低迷的客观现实一致。相似地,民众对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平均值为0.151,也标志着更多的民众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比一年前更糟了。

3.假说1和假说2的实证检验结果

因为两个假说涉及的因变量都是虚拟变量,本文采用“Logit模型”来做接下来的回归分析。Logit模型的一般公式如下:

等式左侧的P(Y=1|X)代表给定自变量X的取值因变量是1的概率,等式右侧是常见的自变量矩阵X乘以系数B。这个模型假设的是P(Y=1|X)与1-PY=1|X的比值取自然对数(常称为“对数发生比”)随自变量X的变化是线性的。当因变量是虚拟变量时,Logit模型可以弥补一般线性模型的不足。此外,因为美洲晴雨表问卷调查是复杂抽样,在分析中本文使用了Stata的svy命令,将抽样权重纳入到回归分析中。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关于假说1和假说2的检验结果。

首先,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支持假说1。根据模型1,在左翼政权中,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系数为-0.189,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左翼政权里,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差,其持极左观点的可能性越低。图7展示了基于模型1计算的民众持极左意识形态的预测概率。在虚线所代表的左翼国家中,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状况变差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仅为0.14,但当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变好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则升至0.19。

在右翼政权里,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系数为0.322,也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假说1关于右翼政权的推测,即在右翼政权里,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差,其持极左观点的可能性越高。在图7实线所代表的右翼国家中,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好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只有0.11;但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差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则升至0.19。

相较于国家经济形势评价,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对于民众是否持极左观点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在左翼政权中,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系数为0.025,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在右翼政权中,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系数为0.103,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说1中的推断一致,即在右翼政权里,个人经济状况变差也使民众更容易持极左观点。图 8展示了基于模型1的民众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在实线所代表的右翼政权中,当民众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好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只有0.13;但当其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差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升至0.16。

对比图7和图 8我们可以发现,国家经济形势评价对于民众持极左观点的影响比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影响在实质上更显著。比如,在右翼政权下,当民众认为个人经济状况变差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0.16)只比当其认为个人经济状况变好时的预测概率(0.13)高出0.03;而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差时其持极左观点的预测概率(0.19)则比当其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好时的预测概率(0.11)高出了0.08,其影响是个人状况评价影响的2.67倍。这一发现符合常理,因为个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可以由很多原因导致,而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则更多地会被归因于执政党的政策。因此,相较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容易影响民众对执政党的判断,进而影响其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

作为控制变量的政党认同的系数为0.247,也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有政党认同的民众比其他民众更容易持极左观点。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持极左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众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低,在城市居住的民众比在农村居住的民众持极左观点的概率低。与前文发现的宏观趋势一致,2012年和2014年民众持极左观点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别,2016—2017年和2018—2019年民众持极左观点的概率则比2012年高,其差距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关于假说2,表3中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也为其提供了支持。在左翼政权中,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系数是0.108,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在左翼政权里,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越负面,其持极右观点的可能性越高。图 9的虚线展示了左翼政权中民众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好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为0.13;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差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则升至0.16。相反,在右翼政权里,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系数为-0.206,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右翼政权里,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越负面,其越不可能持极右观点。在图 9实线所展示的右翼政权中,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形势变好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高达0.22;但当民众认为国家经济状况变差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则降至0.16。

与模型1的结果相似,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对其持极右观点的影响不如国家经济形势评价的影响显著。在左翼政权中,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系数为-0.007,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民众对个人经济状况的评价与其是否持极右观点不相关。在右翼政权中,个人经济状况评价的系数为-0.055,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符合假说2中关于右翼政权的预期。如图 10的实线所示,在右翼政权下,当民众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好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为0.2;但当民众认为自己的经济情况变差时,其持极右观点的预测概率则下降至0.18。图 9和图 10的对比显示,相对于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国家经济形势评价对于民众是否持极右观点的影响更为显著。

最后,在模型2中,民众的政党认同系数为0.541,也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政党支持者比其他民众持极右观点的概率高,与此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持极右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众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低,在城市的民众持极右观点的概率比在农村的民众低。年份没有显著影响民众持极右观点的概率。

综上,可以得出2012年以来拉美地区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现象的主要诱因是宏观政治经济因素。在经济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民众会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新其个人对经济问题的观念甚至其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宏观层面上,本文发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右翼政府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引发了左翼民众数量的反弹,导致极左民众比重在2014年后出现突然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民众对国家经济发展态势的评价及其所在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均影响着其持极左或极右观点。在右翼政权下,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越差,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高,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低;在左翼政权下,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越差,其持极右观点的概率越高,持极左观点的概率越低。而民众意识形态极化对于一国政局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 民众持极端意识形态对其参加抗议游行的影响

德国学者克莱纳认为,社会的极化会导致民众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忧虑,担心社会的发展同自己的价值观乃至信仰相悖,并因此更倾向于参加抗议游行。通过对欧洲民众的实证研究,她发现社会极化确实能够动员民众参加抗议。前文中我们已经证实,近几年拉美民众出现了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而在2019年又有多个国家接连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那么,拉美民众的意识形态极化是否也导致了抗议游行的频发呢?本文将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持极端观点的民众参与社会抗议的概率是否更高。

极端意识形态中的极左意识形态和极右意识形态对于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历史上,极左意识形态常常与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相关联,而极右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较小,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期,相较于极右观点,持极左观点的民众参与抗议游行的概率更高。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持极左观点的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最高,持极右观点的民众次之,持温和观点的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最低。

(一)假说3的变量测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在美洲晴雨表中,受访者被问到“在过去的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公开的游行或抗议?”基于这一问题,笔者量化了“参加抗议游行”这一因变量,当民众在过去12个月中参加过公开的游行或抗议时,变量取值为1;当民众未参与时,变量取值为0。

假说3中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民众的意识形态。接下来的回归分析包含两个模型,其中模型3对比了“持极端观点”与“持温和观点”民众的差异,模型4对比了“持极左观点”“持极右观点”与“持温和观点”民众的差异。这些意识形态变量的测量方式与前文相同。此外,模型3和模型4还包括了此前用到的3个社会经济变量,即受访者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为城市人口,并都控制了受访年份和所在国家对因变量的影响。这些控制变量的测量方式也与前文相同。

表4包括了模型3和模型4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各变量的观察值个数为95269个。因变量“参加抗议游行”的平均值为0.092,这表明在这个样本中约有9.2%的民众在受访前的12个月中参加了抗议游行。主要解释变量持极端观点、持极左观点和持极右观点的平均值分别为0.329、0.16和0.169,说明在样本中有32.9%的民众持极端观点,其中16%持极左观点,16.9%持极右观点。此外,样本中有64.4%的女性,71.9%的城市人口,人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78年。

图 11展示了在2012—2019年间参加了抗议游行的民众比重。与图2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参加抗议民众比重的变化趋势同极端民众比重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都是在2012—2014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有了突然的增长,2018—2019年这两个比重都维持在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极端民众比重越高,参加抗议游行的民众比重越高,这同本文的推测一致。那么,这种宏观上的相关性是否在微观上也成立,持极端观点的民众是否比温和民众更倾向于参加抗议游行呢?

(二)假说3的实证检验结果

由于假说3中的因变量“参加抗议游行”也是虚拟变量,所以本文继续使用“Logit模型”做回归分析。表 5展示了模型3和模型4的分析结果。

回归分析的证据为假说3提供了支持。模型3中持极端观点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389,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极端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显著高于温和民众。模型4中持极左观点和持极右观点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566和0.171,两者都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极左民众和极右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都显著高于温和民众。持极左观点的系数与持极右观点的系数差为0.395,这个系数差也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极左民众比极右民众更倾向于参加抗议游行。图 12展示了基于模型4计算的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预测概率。给定其他自变量的取值,极左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预测概率为0.13,比极右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预测概率(0.09)高出0.04,而极右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预测概率又比温和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预测概率(0.08)高出0.01。

除意识形态因素外,模型3和模型4显示受教育程度也影响拉美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模型4中受教育程度的系数为0.079,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越高。性别和城市人口的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2014年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与2012年相似,但2016—2017年和2018—2019年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高于2012年。

综上,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为假说3提供了证据支持。总体上,极端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高于温和民众,其中,极左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最高,极右民众次之,温和民众参加抗议游行的概率最低。

四 结论

本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拉美民众出现的意识形态极化现象并有以下三个发现。第一,在2012—2019年间,拉美持极端观点的民众有显著增加。这一极化过程的发生时间集中在2014年至2016—2017年间,且民众的向左极化更为突出。第二,本文提出,拉美近年来的极化现象主要受经济发展态势和各国执政党意识形态两个因素影响。宏观上,本文发现,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右翼政府的紧缩性经济政策诱发了其国内民众向左极化的趋势。微观上的统计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民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评价,与其所在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其是否持极左或极右观点。在右翼政权中,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导致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升高,持极右观点的概率降低;而在左翼政权中,民众对国家经济形势的负面评价会导致其持极左观点的概率降低,持极右观点的概率升高。第三,拉美近期政局不稳与这一波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直接相关。宏观上,近年来参加抗议游行的民众比重的上升趋势与极端民众比重的上升趋势高度一致。微观上,本文发现极端民众尤其是极左民众比温和民众更倾向于参加抗议游行。

通过对拉美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系统性分析,本文强调经济发展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交互影响。拉美民众意识形态的极化过程证实了,经济停滞会使民众更倾向于支持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相反的极端意识形态。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区域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

就拉美形势而言,在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等右翼长期执政的国家,民众意识形态极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极左民众的比重在2014年后有了显著的增长。在2013—2016年间发生“左退右进”的国家如巴拉圭、阿根廷、巴西、牙买加和秘鲁,民众的意识形态极化趋势比右翼长期执政的国家更为突出。而在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乌拉圭等左翼长期执政的国家,虽然极左和极右民众的比重在2012—2019年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这些国家民众的极化程度在2012年已经很高,并在这8年间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拉美民众的极化尤其是极左化会导致更大比重的民众倾向于参加抗议游行,这解释了为何整个区域大规模示威游行频发、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执政危机。到目前为止,拉美民众的极化程度依旧较高,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发展挑战仍然艰巨,因此短期内拉美国家政局不稳的风险依然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