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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文化交流70年:以拉美文学作品汉译为例

作者:楼宇  时间:2020-10-12  来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4期

【摘要】:拉美文学汉译是中拉文化交流的途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1949—2019年拉美文学类书籍在华的翻译和出版历程,试图从一个侧面反映70年来中拉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变化。在中拉民间交往时期,拉美文学汉译发挥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90年代,拉美文学汉译回归文学本位,稳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发展新时期,拉美文学汉译也迎来蓬勃发展时期,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

【关键词】:中拉文化交流;拉美文学汉译;中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来,中国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文化交流见证了中拉关系从筚路蓝缕到跨越式发展的历程。中拉文化交流涵盖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旅游等诸多领域。其中,作为中拉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拉美文学类书籍的译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70 年来中拉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变化。

本文以《全国总书目》所收数据为基础,综合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知网及国内出版拉美文学类图书的主要出版社等信息,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9 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拉美文学类图书进行收集与整理。通过系统梳理上述文献,本文试图探究拉美文学汉译及传播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与中拉关系发展进程的相互影响。

诚然,中拉文化交流的发展无法脱离中国文化史、对外交流史和中拉关系史等历史脉络而存在,但具体到拉美文学的汉译及出版,其发展历程除了与上述历史框架有诸多契合点外,还呈现出自身的发展特点。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本文将1949年以来的拉美文学汉译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 年,处于初始期的拉美文学汉译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途径,发挥着中拉交流信使的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2012 年,拉美文学汉译回归文学本位,出版也逐步规范化,成为中拉文化交流的华彩一章;第三阶段为2012 年年底十八大召开至今,随着中拉关系进入全方位合作阶段,拉美文学汉译也更趋多元化,成为新时代中拉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翼。

一、中拉交流的信使:政治维度下的拉美文学汉译(1949 年—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探索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的文化科学技术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从20 世纪50 年代末开始,“文化探索出现失误,加上复杂的国际环境,文化的指导思想逐渐偏离正确方向”。1966 年—1976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文化事业更是遭遇了严重挫折,外国文化遭到全面批判,翻译和
出版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1949 年—1978 年出版的85 种拉美文学作品中,绝大部分出版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达到77 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学汉译呈现以下特点。

(一)中拉民间外交时期的文学之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二十年,除古巴在1960 年与中国建交外,其他拉美国家均缺席于中国的外交版图。“为打破对拉美的外交困局,中国的拉美政策主要是推动民间外交,期望在拉美形成以‘民’促‘官’的社会力量”[2]62。文化交流是当时中拉民间交往的主要形式,文学领域的交往更是在中拉之间发挥着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

拉美作家中第一位访华的知名人士就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51 年9 月,聂鲁达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委员会委托,来到北京向宋庆龄颁发该奖项。聂鲁达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成为“周恩来结交的第一位拉美朋友”。聂鲁达的访华,不仅是一次属于文化和对外交流领域的重要事件,而且此后直接或间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聂鲁达的来访拉近了中拉遥远的文化距离,开启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友谊篇章。

经聂鲁达推荐,智利画家何塞·万徒勒里访华并长期在华生活。万徒勒里参与了1952 年在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拉美友好人士,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拉美代表团成员对后来推动中拉民间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发展中拉友谊的先驱”。万徒勒里还是中国西班牙语教育的间接推动者。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952 年开设了中国第一个西班牙语专业。1952 年10 月,在聂鲁达、万徒勒里等人的推动下,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在首都圣地亚哥创建,这是拉美最早成立的对华友好团体。1954 年,中国著名诗人艾青和萧三还赴智利参加了庆贺聂鲁达生辰的活动。“智利是中国对拉丁美洲开展民间外交最早,工作做得最多,也是效果最好的一个国家”。聂鲁达对中智交往的推动作用,无疑在中拉民间外交的拓荒阶段树立了一个标杆。他的影响,并非只局限于文学的诗意,而是具有中拉交流信使的作用。因此,聂鲁达被周总理称为“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拉美文学汉译史也与聂鲁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0 年1 月,新群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的诗集《让那伐木者醒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第一部拉美文学作品。与聂鲁达一样,拉美文学汉译在促进中拉认知的同时,也是中拉民间外交的一种载体,是中拉友谊的文字见证。这一时期引进的拉美文学作品多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以拉美人民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故事和他们的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虽然拉美文学汉译作品的题材较为单一,但在当时,此类作品的确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与中国同处“第三世界”的拉美,加强了中拉人民的民族情谊和阶级友谊。 聂鲁达的诗集、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小说《饥饿的道路》《无边的土地》多次再版,广受中国读者欢迎。

当时的中拉交往提倡“广交朋友”,主张积极而稳妥地开展中拉民间外交,进而推动官方关系的建立。因此,被译介过来的作品并非只集中于几个拉美文学大国,而是广泛分布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纵观拉美文学汉译70 年历史,只有这一时期的国别分布最为广泛,达到18 个国家。洪都拉斯、海地、圭亚那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仅在这一时期拥有汉译作品。

20 世纪70 年代,中拉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与11 个拉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拉美的贸易总额由1 亿美元增长到10 亿美元。中国与建交拉美国家的文化交流也随之打开新局面。不过遗憾的是,此时的拉美文学汉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陷入停滞,在中拉文化交流领域基本处于缺席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拉美文学汉译在中拉民间外交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增进中国对拉美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二)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拉美文学汉译

20 世纪50 年代,根据“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交流是当时对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与拉美最初的文化交流也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时期,有多位像聂鲁达、万徒勒里这样的拉美左翼文学家、艺术家访华,其中大部分拉美友人是借访问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际顺访中国的。通过对比美国学者威廉·E·拉特利夫统计的拉美访华人士名单,可以发现,在1949 年—1978 年间被译介到中国的55 位拉美作家中,多位作家都曾受邀访问中国,除聂鲁达外,还有巴西作家亚马多、吉里耶尔梅·费格莱德,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危地马拉作家阿斯杜里亚斯,洪都拉斯作家拉蒙·阿马亚·阿马多尔,阿根廷作家阿尔弗雷多·瓦莱拉和海地作家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等人[4]。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作家中不乏像聂鲁达、亚马多、纪廉、阿斯杜里亚斯这样的文学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其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聂鲁达和亚马多成为这一时期拥有汉译作品最多的拉美作家,两人的作品占这一时期作品总量的16%。

除了在文化交往上“借力苏联”外,早期的拉美文学汉译也不得不“借力俄语”。我国西班牙语专业及葡萄牙语专业分别创建于1952 年和1960年,当时国内西葡语翻译人才极其匮乏。因此,在20 世纪50~60 年代,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从以俄语为主的其他语种转译而成。1958 年,由北京外国语学院青年西语教师编译的第一部西汉词典即是以苏联出版的《西俄词典》为蓝本编撰的。直到60 年代,才出现了王央乐、陈用仪、王永年、赵金平等精通西班牙语的译者。

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这在拉美文学汉译中也得到了体现。以聂鲁达为例,在这一时期,聂鲁达的汉译作品均为1950—1961 年间出版,共计7 种。此外,1957 年还出版了由库契希奇科娃和施契因两位苏联学者撰写的《巴勃罗·聂鲁达传》的中译本。中苏关系变化后,聂鲁达选择了支持苏联。因此,在整个60~70 年代的拉美文学汉译中,他的名字几乎销声匿迹。中国和古巴的关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但作为当时唯一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中古关系在60 年代上半期仍处于“蜜月期”。1949—1978年间,古巴是拥有汉译作品最多的拉美国家,共计16种,其中13 种是在中古关系突飞猛进的1959—1965年间出版的。由此可见,对这一时期的拉美文学汉译而言,源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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